5月15日，歐盟對中國的航空公司再次發出警告，表示如果在6月中旬前中國航空公司拒絕透露2011年的碳排放量數據，歐盟將對相關航空公司采取懲罰措施。這是歐美發達國家以“碳關稅”和氣候變化問題為籌碼，向我國的又一輪施壓。

　　實際上，隨著氣候變化問題由科學問題發展成為環境、科技、經濟、政治和外交等多領域交叉的綜合性重大戰略問題，與其相關的“碳關稅”問題的實質已與國家發展權和國際政治的主導權相關聯，成為當今世界低碳經濟和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的國際爭議的熱點問題。我國應積極尋求應對之策，避免“低碳”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的新的國際貿易壁壘。

　　“碳關稅”成為國際政治經濟主導權的博弈籌碼

　　“碳關稅”是指主權國家或地區對高耗能產品進口征收的二氧化碳排放特別關稅，即對來自碳排放較高國家的進口產品征收懲罰性關稅。該理念最早由法國前總統希拉克提出，倡議歐盟國家對未遵守《京都議定書》的國家征收商品進口稅。2009年美國眾議院通過了《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和“碳關稅”的相關條款，完善希拉克的“碳關稅”理念并付諸實施，隨后這項提議得到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的認同和響應。歐盟宣布2012年1月起對出入歐盟的國際航班征收15%的航空碳排稅。

　　“碳關稅”的實質是在當今世界低碳減排的發展趨勢下，歐美發達國家企望搶占低碳戰略制高點，利用“碳關稅”向中國等新興發展國家施加環境壓力，實行貿易保護主義，遏制新興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維護現有的國際政治和經濟格局，并逐漸擺脫國際金融危機的困局。“碳關稅”不僅違反了WTO的基本規則，也違背了《京都議定書》有關“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在當前形勢下提出實施“碳關稅”，將會擾亂國際貿易秩序。2009年7月中國表態堅決反對。

　　美國提出和實施“碳關稅”政策，試圖以低碳綠色產業帶動經濟復蘇并在后金融危機時期搶占未來產業制高點。雖然美國的貨物貿易長期處于逆差，但服務貿易順差卻保持國際領先地位。1993—2006年，美國服務貿易的順差一直在600—800億美元間波動，但到2008年，美國服務貿易的順差上升到1443億美元，近年來迅速提高了低碳、高科技產品和服務的出口比例。美國提出2020年和2050年的碳排放水平要分別比2005年的水平降低14%和83%，主要是依托于美國的經濟、科技實力和低碳產業布局。美國將借機完成本國碳排放產業的革命，從而成為全球低碳產業的主導者、規則制定者、定價權控制者。

　　開征“碳關稅”，對于歐美發達國家是穩賺不賠，但對于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將為碳排放付出額外代價。隨著發達國家基本完成第一、二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歐美發達國家從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進口的低附加值、高能耗、高碳密集型產品的生產過程包含了大量的化石碳。

　　“碳關稅”理念的國際局勢已演變成歐美發達國家與新興發展國家之間的博弈。

　　WTO一般例外條款（GATT）中第20條規定，“允許WTO成員國在某些情況下采取基于環境理由的貿易限制”。這為歐盟和美國等發達國家征收“碳關稅”提供了依據。當然，“碳關稅”正式開征前10年內，世界各國將通過協商最終確定“碳關稅”征收的對象、范圍和標準。這10年的時間也將成為世界各國低碳戰略利益博弈的白熱化時期。

　　開征“碳關稅”對我國外貿出口影響巨大

　　目前，我國沒有開征碳稅和能源稅，但2009年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和增加比例已居世界首位，達到75.19億噸。由于我國在《京都議定書》中沒有承擔有約束力的溫室氣體減排義務，我國向美國和歐盟出口的高含碳產品，必將會成為“碳關稅”的課稅對象。“碳關稅”對我國外貿出口將產生以下主要影響：

　　一是增加我國高碳產品出口的成本和國際市場價格，削弱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研究結果顯示，以10美元/噸的“碳關稅”測算，我國的電力、鋼鐵、有色金屬、石化、建材、化工、輕工和紡織等八大高碳產業，其碳稅將近110億元，占貿易額的1.28%。

　　二是引起我國制造業出口額下降。我國作為制造業大國，承接的主要是發達國家的高能耗、高碳的重化工業和低端制造業的產業轉移。目前，美國、英國和新西蘭等國市場已經開始在紡織品服裝上使用“碳標簽”。全球零售業巨頭沃爾瑪宣布，到2012年沃爾瑪將實現95%的商品供應商必須獲得社會與環境標準最高評分。一旦開征“碳關稅”，進口商選擇產品，特別是選擇用于政府項目或社會公益的大型項目的產品時，必然要考慮供貨商在生產過程中對碳排放的控制情況。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指出，2020年在排放權可交換且通過公共轉移支付和排放交易抵消減排的成本情形下，減排將致使我國工業出口下降11.7%，遠高于世界工業出口的平均降幅1.9%；而美國和歐盟的工業出口卻分別會增幅5.0%和6.5%。另有研究顯示，若以中國工業品出口的隱含碳排放量為基礎，如果征收30美元/噸的“碳關稅”，將致使我國工業品出口量減少3.53%。

　　三是“碳關稅”將致使中國高耗能產品出口比重下降，因此我國將調整改變出口商品和貿易結構。目前，我國鋼鐵、火電、水泥、玻璃、石化等高耗能產品單產能耗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國向世界出口高碳產品的增長迅速，2004—2008年間，中國鋼鐵、化工產品和紡織品出口占世界總量的份額分別從5.12%、2.68%和16.98%上升到12.09%、4.65%和26.08%。發達國家征收“碳關稅”，也將會促使我國對企業的能源消費征收碳稅，這將改變我國企業生產投資結構，出口產品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將不存在。從目前已有的“碳關稅”的計算上看，“碳關稅”是一種基于交易的間接關稅，其主要計算規則是：根據環境影響評價規則，每加侖石油可排放約20磅的二氧化碳。因此，對每噸二氧化碳征收100美元的關稅，就意味著對每加侖石油征收1美元的關稅。化石燃料價格的上漲，必定提高我國高耗能產品的生產成本。據估計，一旦“碳關稅”全面實施，中國可能面臨約26%的關稅，出口量將會下降21%。

　　中國應對“碳關稅”的策略建議

　　根據累計碳排放預算的不同分攤情景進行推算，我國的碳排放量將在2020—2030年之間達到峰值。我國盡早達到碳排放量峰值，并形成拐點的途徑是力爭與世界低碳科技革命并駕齊驅，避免被動應付。

　　應對“碳關稅”我國首先要大力發展清潔能源產業。在全球低碳經濟轉型大趨勢下，我國面臨的環境壓力和跨越式發展的機遇并存。以清潔能源為代表的低碳經濟是我國轉變高能源消耗和高碳排放產業、實現經濟結構升級與轉型的機遇。建議放寬能源優惠政策領域，盡快培育和扶持新能源產業。加強節能減排與清潔能源技術攻關，攻克風能、太陽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氫能與燃料電池等非化石能源領域的關鍵技術，增加清潔能源的供給，降低對化石能源的依賴度。

　　要不斷優化傳統產業生產工藝和產業鏈結構。加強對重污染行業清潔生產技術攻關，減少高碳產業的碳排放，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加快低碳前沿技術的研發和轉化，加強提高生態效率的生態產品開發，培育低碳經濟特征的新興產業群、高新技術產業群和現代服務產業群。建立高耗能、高碳企業生產過程能源消耗管理機制，建立低碳生產示范企業并大力推廣應用低碳生產技術。

　　同時也應不斷建立健全有關法律制度與規定，建立與國際接軌的碳排放評價指標體系。盡快推出能源消費總量控制機制，研究提出碳排放總量的對內控制目標。加快研究和出臺碳排放指數、碳排放途徑及計量指標體系，采用碳排放指數與污染指數標示，調控高碳排放量指數和高污染產品。鼓勵企業選擇低碳排放量的技術路徑，實現對產品生產、乃至行業和地區的氣候變化的定量分級與管理。引導和幫助企業重新規劃制造工藝和生產流程，降低產業中間鏈條的碳排放，實現“低碳生產”。（作者單位：科技部高技術中心，同濟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