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班會議以馬拉松形式落幕，取得了一些“并不完美”的成果。這一切應在意料之中。不過，德班會議有一個極簡短的決定，卻不應被忽視。

　　德班會議決定，建立“德班增強行動平臺特設工作組”，并將于2012年上半年投入工作，不晚于2015年制定一個適用于所有《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的法律工具或法律成果，降低溫室氣體排放。

　　這意味著，一個新的氣候談判框架，正在啟動之中。而它的出現，或將是《京都議定書》的終點。更明確地說，全球氣候談判多年來一直堅持，尤其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一直堅持的“雙軌制”談判，或將結束。

　　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減排義務，是“雙軌制”談判的核心要義。但一直以來，本該在應對氣候變化中承擔更多義務的發達國家，無時無刻不想著把全球拉到一個筐里。

　　而德班會議的上述決定，事實上要用一個新的協議，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納入一個談判框架。發展中國家有可能在之后的談判中要接受強制的、量化的、受到法律約束的減排義務。

　　已存在了15年之久的《京都議定書》，盡管在德班會議上保住了第二承諾期，從2013年起開始執行，但這難掩《京都議定書》其實已經到了一個尷尬的境地。

　　作為《京都議定書》誕生地的日本，早在去年的坎昆會議上就表態，絕不會在《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提交任何減排目標。澳大利亞、俄羅斯也在德班會議前明確提出，不加入《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在會議期間一直態度強硬的加拿大，也在德班會議后一天正式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這樣做可以使加拿大免遭《京都議定書》規定的大約140億加元(約合136億美元)的懲罰。再加上美國本就不參加《京都議定書》，發展中國家根據規定也不承擔減排義務。《京都議定書》的約束力越來越單薄。

　　其實，兩年前的哥本哈根會議就已經在商討《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結束的后續方案。當時，會議強調，必須制定一個新的全球性的協議，把所有的國家都包括在內，共同面對溫室氣體減排問題。發達國家必須承擔更大的溫室氣體的減排力度。發展中國家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采取行動。

　　從那時起，《京都議定書》已經呈現出堪憂的命運。

　　中國明確提出必須要有《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但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往往成為發達國家“綁定”的目標。發達國家打定主意，想要接受一個有法律約束力的減排協議也可以，條件是中國也要一道接受嚴格的減排指標。

　　可以說，中國在氣候談判上面臨的壓力是巨大的。因為，中國已經是絕對量上的第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明年，《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到期，倘若第二承諾期形同虛設，氣候談判將變得更加艱難。

　　從有利于中國經濟發展，有利于推動發達國家進一步減排考慮，中國必須堅持氣候談判的“雙軌制”。但如果“雙軌制”在未來某一天變成“單軌制”，又當如何？

　　中國已經意識到，發達國家過去所走過的高能耗經濟發展之路行不通，已經在走一條科學發展、低碳發展之路。

　　一些專家已經提出，如果投入充足且政策得當，中國碳排放水平可能在2030年—2035年達到峰值，之后經過平穩發展后大幅降低。

　　因此，如果在2030年或2035年后，才執行全球減排一體化，中國所受的“震痛”會大大減輕。中國更早、更快地轉變發展方式，不僅符合中國自身利益，也符合世界利益；不僅給中國的氣候談判爭取了更多的博弈空間，更是給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贏得了時間和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