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政策調整適當，貨幣超發帶來的信貸結構失衡問題得到解決，經濟就將步入正常復蘇軌道。

事實上，中國在改革方面已經積累了很多經驗，用改革的辦法解決經濟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還是能夠找到突破口的。

高盛集團投資管理部投資策略組日前就發表報告認為，展望中國經濟增速或辭八迎六，未來全面進入“6”時代。

支撐高盛得出這種結論的理由是，作為經濟失衡的一個標準，投資在GDP中的比重長期過高，需要調整至更加合理的水平。而調整的結果，必然使經濟增速放慢。

但筆者認為中國經濟不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就進入“6”時代。一方面，經濟總量世界第二改變不了人均水平不高的矛盾。也就是說，從人均的角度分析，中國必須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才能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才能真正實現國強民富的目標。如果從現在開始，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就快速進入“6”時代，甚至“5”時代、“4”時代。那么，中國要想趕上發達國家的水平，難度將越來越大，時間也會越來越長；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出現的結構失衡、增長質量不高、投資對GDP的“貢獻”過高等問題，并不能對中國經濟構成致命影響。其中，投資在GDP中的比重過高，并不是投資單向形成的，而與國內消費需求沒有得到有效啟動有著密切的關系。一旦消費啟動，并對GDP產生積極的作用與影響，投資在GDP中的比重也就會下降。

更重要的，中國經濟出現的問題，需要從眼前和長遠兩個層面來分析。就眼前而言，復蘇效果不理想，主要是對金融危機的沖擊影響估計不足、經濟決策失誤造成的，亦即投資拉動政策脫離了中國經濟實際，貨幣發行超過了經濟社會可承受能力。一旦政策調整適當，貨幣超發帶來的信貸結構失衡問題得到解決，經濟就將步入正常復蘇軌道。因此，經濟復蘇效果不佳，并不會導致中國經濟很快步入“6”時代。

而從長遠來看，雖然經濟結構失衡和投資占GDP比重過高的問題，會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與效率，但是，也不會在短時間內對中國經濟增長構成嚴重影響，使中國經濟在短時間內步入“6”時代。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會因為長期占GDP的比重過高而下降，也不至于出現沒有作用與效率的現象。只要有消費做支撐，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還是能夠得到發揮的。

雖然金融危機的爆發，對中國經濟產生了不小的沖擊和影響，但是，也將中國經濟隱含的各種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得到了暴露。令人欣慰的是，這些矛盾和問題已經得到了決策層的高度關注和重視。特別是十八大以來，新的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不僅反復強調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的重要，而且提出了用改革的思維、改革的手段、改革的方式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提出了通過簡政放權、擴大企業自主權、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來釋放改革紅利的思路。

事實上，中國在改革方面已經積累了很多經驗，用改革的辦法解決經濟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還是能夠找到突破口的。前提是，不要對中國經濟感到悲觀和失望，也不要受外國媒體、外國組織機構的影響。

我們承認，從近幾個月以來中國經濟的宏觀數據來看，確實有點差強人意。特別是PPI，已經連續15個月處于下行通道，且PMI在匯豐與官方之間也出現了較大分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已經十分糟糕。就算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進入“6”時代，與其他經濟體相比，也是一個不錯的數據。更何況，從中國經濟的內生動力來看，并不支持6%這樣的經濟增幅。尤其是民間投資和生產性投資的良性恢復，已經為中國經濟復蘇提供了不錯的支撐。可以預料，從三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將步入溫和復蘇的軌道，并從第四季度開始，復蘇的動力將日趨強勁。

眼下急需解決的影響經濟結構調整與轉型效果與效率的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產能過剩問題，二是政府投資沖動問題。前者將直接影響經濟結構調整與轉型的效果，后者則直接影響經濟結構調整的效率。因為，產能過剩的問題不解決，將對資源配置構成嚴重影響，使社會資源很難得到合理配置。而政府投資沖動問題不解決，將對民間投資構成嚴重威脅。

解決產能過剩問題，有賴于用市場機制替代行政管控、行政審批，用市場機構迫使企業淘汰落后產能，形成良性循環。那就需要在經濟領域加大改革力度，建立一切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經濟運行機制；解決政府投資沖動問題，就是要理順政府與企業的關系，政府不要再做細心大媽，不要再扮演投資主角，而要放手企業，放手民間投資者。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加大行政體制改革力度，讓政府成為真正的“小政府”、“公共政府”、“法制政府”，將屬于市場和企業的權力全部釋放。